创新驱动发展:以求是之名

2022-10-28 文/林依捷 点击量:2899


这是一次时代问答,

也是一次科技与管理的思维碰撞

图片


创新之重要,从二十大报告中就能看出来:“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每个时代,在创新方面,都有它打开新世界的金钥匙,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


当下,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开启未来的金钥匙又是什么?创新成为关键词。立足新发展格局,身处全球版图里的中国,创新之路该怎么走?我们已收获了哪些成果,又该在哪些方面寻求突破?科技与企业之间又能怎样互助共进?






近日,在浙大管院金色大厅内,大咖云集,掌声雷动,刚入学的2022级MBA新生们迎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重量级课程:《求是科技前沿与创新产业前瞻》导论课——《创新驱动发展与基础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原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主讲。围绕科教发展“双循环模式”的主题,他阐释了创新的破局之道在于科技界和商学界的共同努力。


讲座到场的还有浙江大学学科建设处处长、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浙江大学超重力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朱斌,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沈杰,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高速铁路研究中心主任方攸同,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光学成像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所长、探月工程嫦娥4号突出贡献者徐之海等专家学者。


启动“双循环模式”,破解颠覆式创新难点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面对世纪疫情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制造面临新的危机和挑战,创新破局是关键。杨卫院士指出中国的创新是阶梯式的,从效率式创新、开发式创新、高新技术式创新再到颠覆式创新。“从新创造的科学知识出发,然后将其演变成新一代技术,且技术特征具有颠覆性作用,然后通过运用于产品,碾压现有的产品技术,并迅速占领市场,取得垄断性的利润,由此引发产业革命。”在杨卫院士看来,中国正在进入创新发展的“最后台阶”。但是,目前面临两个难点


第一,创新链漫长。“实现颠覆式创新,必须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市场竞争的全链条,从基础科学知识的创新,到技术上的突破,再到产品的形成,直到对市场的占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第二,要有一大批颠覆式创新的人。“要实现颠覆式创新,我们急需创造科学知识的人、突破技术的人、做出产品的人以及占领市场的人,有时不是一批人,而是接力的过程。” 杨卫院士坦言,实现颠覆式创新的门槛很高,这也是我国当下遇到的最大困难。





链长、缺人才是难题。如何破局?

链长,需要社会多方共同努力,主要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三方主体:科技工作者、企业及政府、风险投资人等。


人才培养,则要开启“双循环模式”。“对于高端人才的培养方式,过去是国际循环培养模式,优秀大学培养出本科生,送到国外留学深造,回来后成为新一代年轻师资,但这样的培养方式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制约,可能要走向双循环并行的培养模式。一方面是继续以往的培养模式,另一方面要立足于国内高水平大学,加大国内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内循环模式。”他说。科技人才中国造变得尤为迫切。


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对此,杨卫院士也有他自己的理解,他提到基础研究犹如创新之源的“水龙头”,对整个科学体系有着“一子落则满盘活”的关键作用,只有拧开这个开关,科技发展才能“活”起来。






杨卫院士所提到解决“卡脖子”技术中最关键的基础研究,在中国的情况究竟如何?他详细介绍了“四个突破”:以国内的反常量子霍尔效应实验、中微子振荡的第三个模态等研究为代表的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的原创成果的突破;以歼20、运20等设计为例的拓展应用基础研究服务强国建设的突破;以“中国天眼”、 “超重力实验”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在世界科学版图上的复兴突破;以及贯穿成长阶段的人才和团队培养机制的突破。


杨卫院士提出,事实上有关基础研究的四个突破,我们能做到的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坚持“长期主义”。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助推器


基础研究与企业管理,从创新被定义之时就已不分彼此。何为创新?即知识活动与管理活动的不断更新。在现实中亦是如此,企业管理是技术创新的助推器。杨卫院士细数了目前中国创新发展亟待解决的三个短板,分别是农业与健康、蓝绿科学和核心高新技术。其中也与企业的科技认知和科研能力不无关系。


他说到,农业重大瓶颈是“育种技术”和“生产率”问题。育种技术当前被几家国际育种公司所垄断,而农业的生产率问题,主要是集约化生产和应对市场方面的能力不足。健康板块,则是“新药创新不足”,涉及到中国企业的能力、知识产权、基础研究等。“国内本土健康类企业的管理者们,仍然任重道远。”他说。


蓝绿科学是指海洋科学和环境生态治理科学,他表示,希望除了大学、科研机构外,相关企业、投资机构等,也能够加入到这两大领域的技术推进工作。


“核心高技术,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但一旦掌握了就能在市场上‘通吃’。”他以大飞机的航空发动机、芯片技术、光刻机、量子技术、AI等为例,阐释了核心高新技术与商业价值的关系。


事实上,对于所谓“掌握核心高技术,就能在市场上进行‘通吃’”的道理,所有企业管理者都懂,但是为什么做不到?


“如果管理者想把管理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决策问题,首先,需要判断某项技术发展是否适合自己的企业;其次,如果真是从知识创造开始去研究发展成成品,技术创新链实非常漫长,企业能否坚持得住?”他问。






“杨卫思考”戳中了不少科技企业在发展中的要害。如何规避?值得管理者和企业家们深思,但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企业家们科技思维的培养和对科技价值的认知。在大学教育中,让商业和科技同台就变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了。


“商学+科技”的浙大方案


未来企业家的技术创新思维如何习得?如何使更多的企业在管理中加入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并支持对前沿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这成为浙大向MBA学生开设《求是科技前沿与创新产业前瞻》的初衷。也代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围绕“商学+科技”培养理念的转型。



《求是科技前沿与创新产业前瞻》课程负责人 王小毅



“希望不论是MBA、EMBA还是MPAcc的学生,未来的人生、事业发展要结合国家的重大需求,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科技以及人类生命健康的要求,承担更大的使命,寻找新的机会。”课程负责人王小毅教授介绍道。


商业与科技联手,也是时代的指引,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增加核心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的必选项。


“在今年发布的世界五百强名单中,尽管中国企业以145家超越美国企业的123家,但是,如果从公司利润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为41亿美元,而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则高达100亿美元,彼此相差2.5倍。我们要突围只有一个路径——创新驱动发展。”借助“杨卫思考”,浙大管院副院长谢小云教授讲述了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排名中“大而不强”的事实,再次强调了“创新驱动发展”对于中国企业的重要作用。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谢小云



从MBA教育和培养角度,我们应该怎么做?谢小云教授的愿景是,通过来自理工农业等各领域学者带领,结合商业教育,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商学教育道路。正是基于这样的希冀,浙大MBA战略性地推出了《求是科技前沿与创新产业前瞻》这一全新课程,在商学的基础上,引入多位科学家,指导MBA学生思考和实践“创新驱动发展”的课题。通过整合来自浙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顶尖技术创新资源,让学生接触了解工信学科、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技术创新前沿,并为高校师生、企业提供了共同探讨技术转化和产业化的可能性机会,引导MBA学生在探索商学世界的同时,不断接近、融合、进一步深入转化甚至参与到科技发展。


自此,通往科技殿堂的大门敞开了,不少重量级领路人已接踵而至。除了今天课堂上的杨卫院士,他们中还有浙江大学科研院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杨波,浙江大学航空制造高端装备研究中心负责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柯映林,浙江大学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杭州)创新医药研究院副院长何俏军,浙江大学-瑞典皇家工学院光子联合研究中心(JORCEP)主任、国家光学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何赛灵,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毕运波,浙江大学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所长董辉跃等医疗、航空航天、光学、药学等领域专家学者。


科技改变现在,创造未来。这也是引领中国发展的管理者应该根植于心的观念。






  •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