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创享第5期】创业新视角之社会创业顺利举办

社会创业饱受质疑？

NGO如何获得企业“现金牛”？

4月23日晚，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万人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浙江”秘书长忻皓线上向浙大MBAer分享长达20年的环保成长记，支招社会企业如何构建合身的商业模式，通过打造多元共治模式，取得社会企业公益与商业之间的平衡，形成核心竞争力，实现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保者个人的生命扩张。

多年以来，忻皓获得过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母亲河”奖、浙江省节水大使、杭州十大杰出青年、浙江“青春领袖”以及“博士河长”等称号或身份，获奖的背后不难看出他社创的艰辛。从“三无”NGO到社会组织评估5A级，从校园走向社会，从环保行动升华为环保事业，困难难不倒一颗环保的赤诚勤勉之心。

一切都缘起2000年7月的那次骑行。正在浙江大学读大一的忻皓利用暑假骑行环游浙江，发起千年环保世纪行活动。时任省环保局局长张鸿铭为其授旗，并寄语“行千里绿色之路，做世纪环保新人”。不曾想，这句话勉励忻皓创办浙江首家民间环保组织，并一直投身环保事业长达20年。

的确，忻皓沿途看到的河流垃圾成堆、发黑发臭、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地区性积聚让浙江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深深刺痛了这位就读环境与资源专业的热血青年。山清水秀、田园牧歌似的山村已经被污染到如此严重，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如同忻皓一般，正是出于对环保的热爱，王耀祥等一批志愿者都为浙江环保事业默默奉献，完成环保者个人的生命扩张。

从有人质疑到万人称赞，“绿色浙江”主要经历“志业集群”“跨界协作”“多元共治”三个阶段，社会创业的商业模式也经历着孕育、构建和成熟。

起初十年，外界对NGO认知有限，资金来源和社会资源单一、企业环保意识相对落后成为传统环保模式的绊脚石。外部看，改变来自于环保问题社会化的演进，比如2013年的悬赏20万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等；内部看，“绿色浙江”发现传统环境管理模式应该转变为多元社会主体环境治理体系，当市场失灵、政府需要第三方“搭桥”时，“绿色浙江”成为了科技专家、法律机构、新闻媒体、学校和文化体育机构等参与环境治理的资源“桥梁”，环保不再仅是环保部门和工厂企业二者之间的“恩怨情仇”。

 

“事实上，社会理论家阿兰·安德里森提出的社会行动驱动力BCOS模型对强化‘绿色浙江’桥梁作用意义非凡。”忻皓说，“绿色浙江”通过“他例”发动多元主体参与环境管理，激发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以“收益”和“成本”为基础推动多元主体间的对话，久而久之就稳固成为多元共治平台和机制，而这时也就具备了持续发动社会多元主体的自信。这值得MBAer在创业过程中思考和实践。

尤其是2013年，“绿色浙江”和浙江卫视合作共同推出“寻找可游泳的河”，全年一共报道136期，其后还发起“横渡钱塘江”活动，呼吁河流治理和水污染的解决。此外，他们还发动学校组织“小河长”实践活动，推动《王牌对王牌》《奔跑吧》等综艺节目植入环境管理内容，以及绘制世界最长的彩绘作品等。

不过，最让忻皓感到挑战和自豪的是环境治理圆桌会。通过这种多元结构的跨界对话，提出治水解决方案，例如奉化市、东阳市的“吾水共治”圆桌会和安吉、余杭两地互通水域联保联动工作机制等。双溪之变是“绿色浙江”在安吉对“两山”理念的实践，助力解决仅靠一部门之力难以解决的水污染问题。

“圆桌会难点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主体，比如跨境水污染历来都是跨界治污难点，形成推动机制和‘他例’非常重要。”忻皓说，跨界资源调配就会产生交易，但是很难界定上述行动是纯商业还是纯公益，这对组织价值观备受考验。这些多元主体并非与环保组织交易，实际上“绿色浙江”更多地是从中获得信誉，与其他主体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关系是他们乐于看到的结果。

然而，仅仅靠“桥梁”作用是无法获得持久的环保推动力，必须要构建自身其他核心竞争力。忻皓介绍，“绿色浙江”现在主要盈利来源是环境多元共治运营服务、会务活动的招投标委托服务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客户付费服务，例如在2016年获批联合国会务供应商，承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小额资助基金年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亚太年会等国际会议，以及省市相关部门会议活动等。同时，最近他们还参与“共治家园”等行动，利用AI技术助力环保，鼓励人人参与环保。

“未来，公益和商业的边界将越发模糊，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准绳。不管别人怎么看，环保组织‘活下来’最重要。只要相信环保是对的，就要做出自己的实践，为后来的社会创业者提供经验。”忻皓说：“我就是靠着这股信念，求索环保路，问道社创经。我也期待有机会能与浙大MBAer所在的企业紧密联系，推动社会进步的长期合作。”

撰文/2018级MBA在读 陈锦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