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MBA兼职教授杰拉奇：不可能的“三位一体”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迈克•杰拉奇）已经连续第10年，中国政府的“1号文件”，一再关注着农村的发展。该文件提出了大部分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如何提高农村建设，如何提高农业产量，如何推动持续城市化，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此外，更有趣的是也提及了如何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和环境保护。过去我也曾在各种论坛上讨论过所有这些问题，我想对以下三个焦点提出看法：经济增长、城市化和耕地保护。在我看来， 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同时实行的 ，但是，世事无绝对。

　　在宏观经济中，有一个概念，称为“三元悖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同时实施这三点：1.固定汇率制度；2.资本自由流动；3. 主权货币政策。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能选择这三个变量的任意两个，而第三个将成为一个跟随因变量。我们能用一个三角形来阐述这个概念，一个国家只可以选择其中的一边，如下图所示。

　　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像，该国差不多已选择c边，它已经选择了一个固定汇率制度（或几乎是固定的）和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但同时不能完全采用资金自由流动。其他国家，例如在欧洲，选择了c边，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保持货币政策的控制权，从而让他们的货币在市场上自由浮动。当然，这仍然是一个理论模型，也可以适当“妥协”，让“一点点”的货币浮动和资本流动。或许，中国是这样选择的。

     “1号文件”，设定了许多目标，我相信这是良好的意图，真正的意愿是最终使中国农业盈利，让农民在中国壮观的经济增长环境下获得更公平的分配。事实上，我们在农村和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演变中看到，它是明确的，农民是改革开放的早期受益者，并且城乡收入比例从1978年的2.6倍下降到1988年最低的1.8倍 ，然而到2004年却增长到约3.2倍，并一直保持相当稳定。

　　目前中国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那就是它鼓励农民转移到城市，并获得更好的工资。同时户口也跟着变迁，从而导致农民土地的流失。相反，土地归还到集体，集体又把这个土地信用交给城市。当地市政府能够通过这个“土地信用”扩大商业面积，以开发房地产来提高当地的GDP。

　　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中国经济模式一味追求城市化的进程和GDP的增长，同时也陷入了农村土地不断减少的窘境。

　　展望未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阐述了三个主要概念，在此基础上发展：城市化、经济增长和耕地保护。不幸的是，这三只脚属于一个新类型的三元悖论。这一次不是货币和汇率的政策。因此，我介绍城市化、GDP和耕地保护的三元悖论。如下图所示。中国只能选择控制两个，不得不放弃第三个。

      为什么这三元悖论是不可能的？在过去，当土地资源的保护不是一个优先事项，中国决定就趴在A边，选择以城市化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主，让农业用地减少。在未来，如果真的18亿亩耕地想被保留，应该选择趴在三角形的另外一边。

　　例如，我们可以追求耕地保护和城市化的政策，这意味着允许农民转移到城市，也不放弃他们的土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新迁移的农民赚取更高的工资还会略微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因为没有新的土地重新转换，所以绝大多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输入因素（土地+房地产开发）将消失。中国就趴在B边。或者，中国可以选择C边就是又耕地保护既GDP的增长。这将意味着要把农业转换为一个盈利行业，引进养殖技术，更有效地分配土地，也许是发展盈利实体的合作社。这样做将大大降低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因为他们将看不到任何直接的利益，更何况长期的，所以他们不会为了成为二线公民，远离家人，工作不稳定，住在未知特大的城市，而离开一个潜在的有利可图的产业（农业）。

　　当然，跟在宏观经济三元悖论一样，中国仍然有一些空间，做“一点点城市化”，“一点点GDP”和“一点点耕地保护”！因为三角形是不完美的，所以在内部点的三个变量之间有可能找到一个折衷办法。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以城市化为主放弃GDP，还是以GDP为主放弃城市化？我相信C边是更好的选择。

　　以不同的方式问同样的问题是，我们要缩小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异，也只是让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缩水，还是要继续沿着相同的路径用债务来发展城市，并放弃老百姓的利益？在中国，有一句话说，“国进民退”，也许我们可以将其更改为“国进农退”！